来源：每日人物
2023-07-03 14:01:35
文 |曹婷婷
编辑|赵磊
运营 |栗子
(资料图)
“进门就能看到两排菜，都用大铁盆装起来，菜品也很豪横。我打了七八个菜，一共花了18块钱。”南昌的陈佳音在英国留学，回国后的第一顿饭，就去了社区食堂，她至今还印象深刻。那天晚上，她躺在床上，还在回味猪油渣和皮蛋肉饼汤，“超级香脆，一吃就知道是新鲜猪肉现炸的”。
她把惊喜的心情分享在社交媒体上，有人留言：“我有时候懒得烧晚饭就去社区食堂吃。”陈佳音很同意，“自己做饭才知道很费时间，如果要做两顿饭，一天都会惦记着。比如什么时候把菜拿出来解冻，会比较难集中精力去做别的事。”
上海的孟予早已经成为社区食堂的常客，她习惯早晨花7块钱，选择三种菜品搭配着吃。有时是酒酿圆子、南瓜发糕和包子，有时是豆花、鸡蛋和一个饼。食物被分装在配套浅蓝色餐具里，看起来很有食欲。食堂环境也不错，宽敞明亮，桌子是木头质地，板凳上覆有一层深绿色软垫。阳光好的时候，她喜欢坐在窗边，感觉自己像在花园里吃饭。
社区食堂，原本是为了解决社区里“一老一少”的吃饭问题，但现在，像陈佳音这样，一些年轻人也种草了社区食堂，在他们的描述中，方便、实惠、健康成为最高频的形容词。
杭州的徐竹，今年四月跟着中介看房，才第一次知道社区食堂。这成为她决定租下房子的原因之一。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，还能赶上食堂的晚餐。不到20块钱，一荤一素，有免费的汤。去得晚赶上临关门，食堂阿姨会多给打一些菜，不收钱。进门能看到直播后厨的大屏幕，“连阿姨用的抹布都是干净的，就吃得挺放心的”。
武汉的谢小曼自从在社区群里知道社区食堂的存在后，直接连续定了一周饭。一餐13块钱，两荤一素，每天不重样，营养也均衡，“比我点外卖便宜多了”。不过，在订餐前，她也曾犹豫过，“担心这是不是属于老年人的福利，我们年轻人占便宜不太好”。后来询问后得知都可以订，她才卸下了心理负担。
今天，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上，普遍有健康焦虑。谢小曼从大学就开始吃外卖，在她的经验里，许多外卖重油重辣，即使食材变质了，也吃不出来。社区食堂的饭恰好相反，实在是太清淡了，吃着全都是食材本来的味道。“我吃了一段时间，就感觉绝对没有任何问题，都是当天买的菜。”至于口味太清淡的问题，她准备加个蘸料就着吃。
除了实惠、健康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食堂的氛围也很吸引人。
徐竹所在的小区是示范小区，社区食堂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“椿天里”。进门能看到两张大圆桌，经常会看到邻居们拼一张大桌子吃饭，边吃边聊，其乐融融。在整洁宽敞的社区食堂里，老人家拉家常，小孩子会对她笑，徐竹形容这是一种“国泰民安的感觉”。
慢慢地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网上安利社区食堂，大家像是发现了宝藏，带动着其他人跃跃欲试。
上海的罗枫很早就种草了徐汇区几家社区食堂，前段时间，自己家附近也新开了社区食堂，她挑了一个周末就去了。虽然下雨，店里的顾客也不少。密密麻麻的菜单首先震惊了罗枫，两个人一起点了五个菜，才花了47块钱。她以前也常去蒸菜店，相比起来，社区食堂价格要更低一些。
刚工作那段时间，罗枫经常点外卖，短短一年时间，她就胖了20斤，肠胃也出了问题。她从此格外关注饮食健康，就连外卖也要避开容易使用半成品的菜，“比如我不会点鱼香肉丝”。
但也有一些年轻人经历了“拔草”瞬间。北京的于清第一次去社区食堂时扑了空。下午两点，社区食堂已经关门了。她仔细看了营业时间表，再对照自己的作息，发现能赶上的，只有晚餐。
再去的时候，一进门只有一个小房间，光线黯淡，摆着三张桌子，并不像网上那样宽敞明亮，一个大叔正坐在里面吃包子。她询问套餐，发现都卖完了，包子也只剩下“胡萝卜鸡蛋木耳馅”的，四块钱两个，皮特别厚，一口下去，“嘴小点都吃不到馅”。更难以接受的是，包子是凉的。
“如果有网上那种明亮的社区食堂，我肯定会经常光顾，还能养成规律吃饭的习惯。”因为工作忙碌，于清有一段时间吃饭特别不规律，不饿就不吃，饿了也只是随便往嘴里塞点食物，最夸张的一次连着三天没正经吃饭，最后得了胆囊炎。
还有人对社区食堂的价格抱有太高期待而失望。比如开在北京西城区长安商场B1层的一家老年社区食堂，附近工作的年轻人也能光顾。21岁的小冬在附近公司实习，他第一次来这里吃饭，一口气选了好几个菜，花了三十多块，他觉得“还是有点贵，比在学校食堂贵不少”。
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而言，许多时候，社区食堂成为一种托底般的选择。
“暂时不太富裕的年轻人一定要去上海社区食堂。”去过一次后，罗枫也在社交平台上接力发帖安利。她去的那家社区食堂，每天会推出9块钱的特价菜，再加一块钱的米饭和几块钱的素菜，十多块钱就能吃到一餐营养均衡的饭菜。这条帖子获得了两千多点赞，她的账号简介里写着“抠门女性联合会小组组员”，仿佛给这条分享增加了几分可信度。
去年四月开始，谢小曼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。她之前是图书编辑，受到疫情影响，压力太大，没有干下去。靠写作的兼职也能维持生活，只是收入并不规律。谢小曼有时把订的餐拍照发给家人，比起老家辽宁鞍山，13块钱一餐也不算很便宜，但她还想继续留在武汉等等机会。“如果哪天写稿干不下去了，我可以马上就地找工作。”
很多社区食堂的年轻常客都有自己的故事。食堂通常按照老年人作息运作，上班族不一定能赶上，但正好满足了“无业”年轻人的需求。
孟予是上海本地人，今年32岁，没有结婚，去年底裸辞至今，从家里搬出来独居。她搬出来后很少回家，“和父母关系不好，我不是一个他们期望中的女儿”。
她住在上海的郊区，和一个女孩合租，房租一个月只要700块，“很适合那些贫穷又暂时没有找到出路的年轻人”。步行10分钟，就能到小区门口的社区食堂。因为经常光顾，食堂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孟予，食堂的阿姨发现她换了发型还会问候一句。
有一次，食堂的经理还帮她抓猫。那是一只叫“朵朵”的流浪猫，是食堂团宠，许多人都喂过它。前段时间，孟予发现朵朵怀孕了，她想带它去引产绝育，但又怕食堂经理觉得这件事很残忍，就没敢解释原因。
如果起早去社区食堂吃早餐，孟予会顺便在那里的卫生间洗脸、如厕。早晨，地上还有消毒水的味道，甚至摆放了无火熏香，“比合租屋厕所干净，还省纸”。
裸辞后，孟予把时间利用到极致。和朋友一起参加了两个项目，学习了一个心理学的线上课程，这样的生活也很充实，直到上个月去看病，查出支气管炎，开药后，医保卡里不剩钱了，她忽然有了强烈的危机感。结果回家一算账，按照目前的开销，她手头的存款“还可以不工作混两年”。社区食堂吃饭省钱，成了重要的因素。
甚至有人想通过社区食堂赚钱。前段时间，孟予常去的这家社区食堂招洗碗工，她把消息告诉正在找工作的室友，室友有本科学历，但愿意试一试。结果打电话一问，对方一听学历和专业，径直挂了电话，孟予很感慨，“我感觉这也是学历歧视，都说要脱下长衫，但社会不让你脱”。
不用上班后，时间就从严丝合缝的拼图变成了可以任意揉捏的软泥。对于一些失业的年轻人来说，社区食堂不止提供了食物，也无形中帮助他们让生活重回秩序。
林元秋在上海做直播行业，去年底被裁员，年后开始找工作，才发现并不简单。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工作机会，但好像只是把招聘信息挂着，投了也没有反馈。上个月底，有个工作差点拿到offer，到谈薪才发现要降薪四五千。
被裁员后，社会关系也大量减少。林元秋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觉得这样下去心态会出问题。她去社区食堂吃饭，总能看到很多老人在拉家常，这种时刻，她会感觉到自己活在人群中，“可以吸一下人气”。那段时间，她每天泡图书馆、吃社区食堂，傍晚回家，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，让她有种回到大学的感觉。
除了失业的年轻人，社区食堂也成为蓝领们的落脚点，林元秋时不时会在社区食堂遇到吃饭的外卖员。有一回，她还遇到一个走街串巷磨剪刀的老人，只点了一份青菜和两碗米饭，“我特别想给他点个荤菜，又不知道怎么说”。另一方面，她也很感慨，“虽然我失业了，但是我还吃了两个菜。”
孟予则经常在社区食堂里遇到“三和大神”，食堂对面是一排劳务公司，门口天天有面包车在吆喝招工。社区食堂环境体面，15块钱一荤两素，有免费的饭和例汤，能让有需要的人有地方好好吃饭。
但这样的社区食堂却很难持续经营下去。
大多数社区食堂由社区主导，引入第三方公司承包经营。要么由街道或社区居委会和第三方机构共同经营，要么由政府出钱委托第三方运营，或由社区内部团体（老人会等）运营，还有就是商业化的社区食堂，只是给老年人提供优惠。但不管方式如何，社区食堂由于客群、定价等问题，都很难赚钱，甚至大部分会陷入持续的亏损，只能靠补贴维持。
“去年是开业潮，今年成了倒闭潮。”43岁的陈玉自嘲。去年八月，她在四川广安开了一家社区食堂，请了四个员工，一个厨师，一个助手，一个服务员，一个收银兼采购，“人员已经精简到最少了”。
准备开社区食堂前，陈玉做过调研，社区食堂经营难度普遍较大，有位老板劝她别开，因为他自己的社区食堂快经营不下去了，现在改成了接待老年旅行团。陈玉自己经营着一家养老院，她发现县城里有部分高龄独居老人出行不方便，买菜做饭是很困难的事情，现在政府对社区食堂有补贴，大概估算不会亏，“不求赚多少，不亏就行”，顺便还可以给自己的养老院做做宣传。于是，她下定决心，开了县城里唯一的社区食堂。
但实际情况比想象中艰难。首先是利润太低。在餐饮行业，一家店的毛利率至少要在50%以上才有盈利空间，但在社区食堂，因为定价太低，毛利率往往只有30%-40%。
在陈玉的食堂里，两荤两素14块，一荤两素11块，素菜6块。扣除政府补贴，许多老人每餐只需付2至10元。虽然前两个性价比更高，但在绝对的低价面前，老人们极少选择两荤两素套餐。陈玉发现，那群长期在这里就餐的老人，基本都没有退休金，都很节俭，以每餐2元的素菜为主。她问过几位在这里消费高点的老人，如果不是子女给他们充值，多半也不会选择两荤两素套餐。即使一份素菜优惠后只付2块钱，也有老人说，“2元钱买一袋面够吃好几顿。”
相比之下，年轻人们更愿意花钱，带来的利润稍微高一些，但作为社区食堂，要开拓年轻客户，陈玉也遇到了很多现实障碍。她曾经上过外卖平台，但扣除平台费用后，利润几乎被抽干了。还有年轻人曾给她反馈，吃饭时遇到对面老人一直咳嗽，觉得体验不太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年轻人口味和老年人不一样，为了兼顾老人与年轻人的需求，陈玉曾推出辣和不辣两种口味，但只要客人少，菜就会剩下很多，原材料也浪费了。
收入少，但成本并不比正常餐厅低。社区食堂每个月工资支出近2万，300多平米的店面，一个月房租也上万，算上水电费等成本，每个月支出4万多，但营收只有2万左右，相当于每个月都承担着2万的亏损。陈玉只能指望当地承诺的20万建设补贴和老年人就餐补助，目前还在走流程中，“如果这笔钱下来，损失就会小点，但这程序走得太慢了，快扛不住了”。
为了创收，陈玉想了各种办法。刚开业，许多年轻人以为是专供老年人的食堂，不敢进门，她就在门口立了一个告示牌，写着“对外营业”。食堂的餐厅旁边设置了老年活动室，有老人们午餐后会选择来这里喝茶、下棋或者打牌，打牌加茶水每位收费5元。来吃晚餐的老年人比较少，她琢磨推出了针对年轻人的商务套餐、盲盒套餐，也在冰柜里摆上了酒水饮料，营业到晚上九点，偶尔延长到晚上十一点。最近，她和厨师商量，准备推出卤菜，增加一些收入。
由于经营困难，部分社区食堂也存在着食品质量、消费套路等种种问题。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社区老年服务驿站，开在这里的“社区居民大食堂”已然倒闭，附近的居民对这家食堂并没有什么好印象，“用老年卡划账总是多刷”，点评网站的差评也提到“口味不敢恭维”“宫保鸡丁不如叫炒花生得了”。
对于社区食堂的长期发展，社工专业的林朝曾在读研期间做过调研，毕业后她进入当地民政部门工作。她认为，社区食堂的经营者们最终都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：要经营的到底是商业化的餐饮店，还是靠政府补贴的公益性食堂？
林朝在一、二、三线城市都待过，她对比过不同城市的食堂，认为社区食堂在国内的发展，主要体现在地区差异上，例如南北差异、经济水平差异等。很明显的一点是，在上海这样经济发达、市民服务完善的城市，社区食堂的经营情况会更好一些。
事实上，社区食堂模式在新加坡已经成功运作多年。当地许多家庭不开火，一日三餐都是在“社区食堂”里解决。根据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网站的资料显示，每9000多间新加坡人居住的组屋周边，就有一个小贩中心，每个小贩中心里平均有127个摊位。
因此，成熟的社区食堂并不只是为老年人服务，而是社会化餐饮的补充，可以覆盖数量庞大且不方便开火的青年独居群体、有孩子没时间做饭的双职工家庭乃至对稳定三餐有需求的群体，只是目前这些人的消费习惯并没有培养起来。
一边为营收焦虑，一边在与老人们的相处中，陈玉又感觉到人生的焦虑得到安抚。“老人们年轻时吃过很多苦，现在老了，国家和社会对老人的关心照顾特别多，对他们来说，只有两个目标：怎么把身体保养好，怎么每天开开心心过。”她喜欢和老人们聊聊天，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，也会被喊过去顶上。
前段时间，食堂里有三位80岁以上的奶奶拼桌吃饭，从一件花裙子聊起，三位女士成为了朋友，陈玉记录下了这美好的一幕，她发在朋友圈，配文称：“三位优雅的‘80后’阿姨，在邻里食堂相识，一见如故。”
她只能等待，等更多的人走进食堂，所有的社区食堂也需要耐心等待市场的成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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